中国的电子竞技玩家对于政府的态度常常处于矛盾之中：一方面期盼着政府能够以实际行动支持鼓励电竞发展，另一方面又担心政府的过度干预使这个年轻的产业带上传统体制下令人诟病的问题。我不知道韩国政府此时对电竞行业的中长期规划，是否可以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中国的航向、指标。

　　影响政府出台一项决策的因素大概有以下几项：某领域形成其势不得不解决的问题，民众的高度关注，政界、尤其是在野党的压力，以及既有政策的一贯逻辑。这些因素基本可以体现出政府所具有的“公营”性质，即公共政策并非只为自己谋利。政府是作为社会成员利益的代表，受到管理社会各个领域的委托，所以政府对弱势产业的扶持，不仅应当体现在救助式的鼓励，更应首先确立基本的标准，即：该项产业的谋利，必须与尽量广义的公众可以因此同时获益联系起来。不可否认，尽管中韩两国政府都对电子竞技产业链尚不够完善发达的现实有所认识，但对这个现实关注的深度上，韩国政府显然没有局限在“盈利”这一个诉求上。对一项产业有计划的长期性的扶持，必须让它深入到社会生活中，因此，韩国文化部将使电竞成为“全民休闲活动”作为第一大战略的意义可想而知。只有电竞深入到民众生活中，成为不可忽视的休闲形式，成为牵动他们切身利益的活动时，它因自己发展可以给社会带来利益的公益性，才能成为自身发展的合法性。而这又必须靠政府的发展战略牵线搭桥。

　　我们可能认为，韩国由于有十年的电竞经验，游戏的文化潮流已经成为民众生活的一部分，而中国由于没有这种基础，不但难以找到这项新兴产业有益于社会发展的公益性，而且由于传统文化的存在，电竞发展反而与社会呈现某种对抗性。但我相信，这只是由于中国电子化数字化步伐稍慢于韩国所造成的，当年轻的中国人将数字电子产品和相关文化视为理所当然的时候，这种对抗意识必会逐渐减弱。但我更关注的问题是，政府能否从自身的公营性出发，将电子竞技在中国发展不畅、甚至“逆反”的现状扭转过来，开发出它具有的公益性潜质。仅从现阶段发展来看，将电子竞技划归体育部门，无疑是着眼于其所具有的竞技性，但是，无论是公平竞争环境、选手与俱乐部资格认证还是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等，都在几年的发展中没有得到澄清。我们甚至不知道中国是否应当建立和其他职业体育比赛一样的运作模式。相反，韩国的长期发展战略提出构建电竞的“持续发展环境”，又很难让人不认为这与前一阵发生的假赛毫无关联。文化部一定认识到，比赛的公平性同它所形成的文化传播效应密切相关，而这只有在政府的公营性高度发挥的情况下才会出现。不知道这在中国，会不会形成管理部门相互踢皮球的尴尬局面。

　　总而言之，电子竞技的发展依赖于它有助于社会发展的公益性，而这种公益性又必须借助于政府公营性对它的开发。很早以前一篇全面介绍韩国电竞的文章，称电子竞技是“一个民族的21世纪探索”。的确，电子竞技的发展不仅属于几个选手、几个商人，而是上至政府，下至普通民众的集体试验；21世纪也并不是仅仅指一个发生的时代，还包括政府所应具有的现代化的、“21世纪”的公共意识。